行者无疆

作者:余秋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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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海牙的清晨,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,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、古董陈列在那里,让人选购。
 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,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,按年份日期排列,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,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;而他,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。
  见我仔细翻阅,老人两眼放光。但最后,我当然还是让他失望。他用英语向我嘟哝:全拿走吧,实在不贵。
 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,使他产生误会,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。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,向他道谢。我想他应该认出,我是中国人。连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无法把自己的历史图像收入博物馆,任其在博物馆门外长期求售,那可想而知,我们中国流浪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。我们怎能,不先收拾自己的门庭,反把人家的历史图像带走?我们中国人太知道,这些历史图像一旦被带走,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时日。
 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,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。
  老人见我要离开,又说了一句:“也可以拆开了买走,譬如,先生出生的那一年……”
 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。因为曾经听说,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,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行贿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,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《泰晤士报》,让他看看,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,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。那么,照老人的提议,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?
  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,找到我出生那一年,厚厚一叠,但我再看前前后后,每一年都齐整无缺,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。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,他未必拥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复印的技术设备。我笑着向他摇摇头,心想,我算什么呢?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,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,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,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?
  我相信,在他的同胞中,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,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、更有意义。再等一年半载吧,老大爷。
  2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,能不能不要打仗,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?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,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。
  到海牙总要去看看国际法院,世界各国的旅行者都这样想。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宫栅栏外,停满了各种旅行车辆,挤满了一队队来自各国的游人。
 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,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,竣工于一九一三年,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,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。
  这栋楼造得庄严、大气,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。因此,从铁栅栏到和平宫的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,中间是葱茏的草地,远处林木茂密。
  国际法院不是一个纪念性遗址,而是一个天天都在忙碌的联合国司法机构,当然不允许旅行者参观。因此,铁栅栏外的参观,其实只是远眺。
  我们几个拨开众人,找到了第一层门卫,说我们来自何方,两天前曾来过电话,承蒙同意入内参观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,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,要我们等一等,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。
 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,讲法语,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。门卫一一登记了,一并归还。女士一笑,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,我们就在各国旅行者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鱼贯而入。
  被那么多目光注视背后,总觉得不自在,不知哪位伙伴说:“干脆,神态凝重一点,装成被告或原告模样吧,让那些不能进来参观的人心里平衡一点。”
  我说:“装不了。谁都知道,中国人从不在国际法院找麻烦。”
  又一位伙伴说:“该不会遇到米洛舍维奇吧,说不定这些天引渡过来了。”
  我说:“那归前南特别法庭管,不在这里。这里是法院,统领那个法庭。”
  说着,已走到和平宫主楼的正门,那里站着两位警卫。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,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,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。原来她已完成任务,要离开了。主楼里边,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。
 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,绕来绕去,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。那里有几排椅子,她叫我们坐下休息,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。
 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,听到一声热情的招呼,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,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显然她比较重要,因为她讲话很多,无拘无束。
  从她口里越来越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,说他要破例接待我们,今天一早就亲自给她打电话作安排。我们问那人是谁,她一怔,然后笑了,说:“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。他是国际法院副院长,今天特地空出时间来等你们。我现在正领你们去他的办公室。”
  这条路有点复杂,上二楼,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,又回到了主楼。她先领我们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审案前开会的会议室,再看隔壁的审判庭。这两个地方今天都空着,一派古典贵族式的庄严肃穆。
  从审判庭出来,又走了一些路。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,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,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,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。
  才两下,门就开了,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,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!“你们来了?请进!请进!”——这更让我吃惊了,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!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法官。
 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。史先生在这里极具威望,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,但他并不代表中国。
 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,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,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。宽宽的落地窗前有一个会客的空间,我们在那里坐下了。窗外,是法国式的园林,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。
 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,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,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,他一听就笑了。例如——问:你们有事干吗?国与国,不是打仗就是谈判,怎么会想着打官司?
  答:我们在这儿忙极了,堆满了案件。你看,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。
  问:你们判决以后,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?
  答: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,美国。我们判它输,但它不执行,事情递交到安理会,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。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,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。
  由此开始,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,几乎已经涉及到一切国际大事,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语言方式。外交官囿于一国,却旋转着表里两层结构,看谁旋转得漂亮,可谓脚盘固定而手法灵活。而他则相反,除了法律和正义,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,也没有言谈的手法,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,毫无修饰和讳避。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,却又有一点陌生。
 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分立的门户长年对峙,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,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“老娘舅”,他没有立场,只有规矩,大家一时有点吃惊。
 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,现在住在海牙,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。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,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,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,最近又往西动迁了。
  我们又问,既然经常回上海,会不会像刚才与我们谈的那样,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?
  这位国际大法官淡淡地说:“我不善于交际,也不喜欢交际。每次回上海,只通知家人。”
  天天斡旋着国际间最缠人的麻烦事,却明确声言“不善于交际,也不喜欢交际”,这就突然让我们明白,人们一般理解的“交际”,究竟是什么含义。
  我略微有点走神,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:踩踏着秋天的落叶,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,谁也不知道他是谁。
  由此联想到,我在与香港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交谈时听到他的上海口音,在电视里听到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先生的上海口音,总觉得如果没有现代传媒,他们也会这么静静地抽空漫步在上海街头,无人注意。这是因为,这种口音带有一种最平常的街市特色,毫无身份特征。中国最早进入市民社会的地方,把现代市民的概念最早注入到了语言中。没有等级,没有火气,没有警句,没有哲言,不擅讥讽,也不会激烈,却能藏龙卧虎、深不可测。
  史久镛大法官比董建华先生、何振梁先生都长了一辈,眼光更加淡然,脚步更加缓慢。
  过些日子,他又要回上海了。当然上海不会知道,除了家人。
  上海青年小心了,你们坐在街边长椅上对于刚刚听来的国际新闻高谈阔论,也许,背后有一道苍老而淡然的目光移过。